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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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1919 年，中国的文化界就像一壶滚烫的开水。

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南北，《新青年》的檄文掷地有声。陈独秀这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号旗手，在编辑部里挥笔写下 “不破不立”，主张将旧文化、旧思想、旧伦理、旧政治悉数 “扫地出门”，仿佛只有推倒重来，才能为古老落后的中国植入新的文明基因。

在新浪潮 “矫枉必须过正” 的呼声中，28 岁的胡适登上北京大学讲台。他刚从美国归来不久，学贯中西，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但同激进的文化“派”不同，这位“谦谦君子”西装革履下却藏着一颗对传统文化的温热之心。当整个知识界都在喊着 “孔家店” 时，他却在 12 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新思潮的意义》，提出了一个看似 “不合时宜” 的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这十六个字，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新文化运动的烈焰之上。

为何在文化情绪高涨的时刻，胡适要逆势而行？

彼时的中国，正陷入一种文化上的两难。文化保守主义将国学奉为神明，抱着 “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执念，拒绝外来思想的影响；激进派则将传统文化视作糟粕，认为唯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胡适认为，前者是盲目的守旧，后者是粗暴的割裂，两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都是过犹不及。

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写道：“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这种评判，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如他所说：

“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主张只有一个 —— 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这番话，可谓戳中了当时中国文化的痛点。

陈独秀与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终究走向了分道扬镳。陈独秀信奉 “绝对之是”，他在给胡适的信中直言：“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 这种决绝的思维，在他看来是救亡图存的捷径。

胡适却不这么认为。他在回信中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 这种温和的改良主义，在激进者眼中显得有些 “软弱”，但胡适自有其深意。

他曾打了一个比方：文化的演进，就像河流的改道。你不能用炸药把整条河炸断，只能一点一点地疏通、引导，让它自然地流向新的方向。这便是他 “一点一滴的改造” 的核心思想。

这种改造，首先要 “研究问题”。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而要关注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比如女子、教育普及、民生改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病症，不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再好的主义也只是空中楼阁。

其次是 “输入学理”。他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盲目崇拜。他主张 “全盘西化” 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学习，是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比如科学精神、民主理念，而不是照搬照抄。就像他研究中医时，既不将阴阳五行奉为圭臬，也不将中医全盘否定。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中，他将中医理论纳入世界科学体系考察，指出 “古代的天文学是祭司僧侣的遗赐，近代的天文学是从星命学出来的。化学是从炼丹术与炼金术出来的。” 这种视角，让他看到了传统医学中被迷信包裹的科学内核。

“整理国故” 是这十六字主张的核心。胡适所说的整理，不是复古，而是如尼采所说的 “重估一切价值”。他耗费大量心血研究《红楼梦》，打破了以往索隐派的穿凿附会，用实证的方法考证作者生平与版本流传，开创了 “新红学”；他整理白话文学史，从古籍中发掘出被忽视的民间文学价值；他研究禅宗史，拨开宗教迷信的迷雾，探寻其哲学思想的合理内核。这些都是他对“整理国故”思想的身体力行。

有人批评他是 “开倒车”，鲁迅就曾说：“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 但鲁迅或许没有完全理解胡适的深意。胡适整理国故，不是为了让青年埋首故纸堆，而是为了在传统中寻找文明再造的资源。

他曾说：“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要替中国文化打一个翻身仗。” 当时的中国，民族自信早已在一次次战败中崩塌。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西方文明处处优越。这种文化自卑，比亡国更可怕。

胡适的整理国故，本质上是一场文化上的 “考古”。他要从被尘封的古籍中，发掘出中华文明的闪光点，证明我们的文化并非天生落后，只是在近代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就像他在研究汉代医学时发现，那些看似迷信的阴阳五行观念，在当时其实是 “把医药学上许多事实贯串起来” 的符号系统，为医学的系统化提供了支撑。这种发现，本身就是对民族自信的重建。

“再造文明”，是胡适的最终目标。整理故国不是终点，而是路径。他认为，文明的演进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就像一棵大树，不能把根挖掉，只能修剪枝叶，让它长得更茂盛。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经过现代性的转化，完全可以成为新文明的养分。

比如儒家的 “仁爱” 思想，经过批判继承，可以转化为现代社会的人道主义；道家的 “道法自然”，可以为现代生态理念提供思想资源；中医的整体观，也能与现代医学形成互补。胡适所做的，就是为这种创造性转化搭建桥梁。

但这种转化，需要耐心和智慧。胡适从不指望一蹴而就，他信奉 “一点一滴的改造”。他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 这种渐进式的改良，看似缓慢，却往往比激进的更具持久性。

可惜的是，在那个救亡压倒启蒙的年代，胡适的声音显得有些微弱。陈独秀后来转向了政治，《新青年》也变成了党派机关报，昔日的同道分道扬镳。胡适则坚守着他的文化理想，在整理国故的道路上默默耕耘。

他的学生傅斯年曾说：“胡先生是一位改良主义者，在思想上他是的，在方法上他是改良的。” 这种思想与方法的统一，正是胡适的独特之处。他不是保守派，因为他主张 “重估一切价值”，敢于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他也不是激进派，因为他尊重历史的连续性，反对割裂传统。

面对“国故”，胡适提出的三个问题简洁而锐利：对习俗相传的制度风俗，要问“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古代遗传的圣贤教训，要问“在今日还是不错的吗？”对社会公认的行为与信仰，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

这三个问句构成了一种理性批判的框架。胡适的学生时代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的思想，但他没有简单地将西方理论照搬至中国

放在今天来看，胡适的主张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我们今天是否还在犯着当年的错误？有些人为了迎合复古思潮，将传统文化神化，搞起了 “国学热” 的形式主义，把糟粕当精华发扬；与之对立，有些人依然对传统文化抱有偏见，认为它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是中国走向现代的绊脚石。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是对传统文化的不尊重。

胡适的 “评判的态度”，也是我们当下特别需要的。面对传统文化，我们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全盘否定；既要有 “整理” 的耐心，也要有 “再造” 的勇气。

比如中医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年来，中医在争议中前行，有人将其奉为 “国粹” 盲目追捧，有人将其视为 “伪科学” 坚决反对。其实，按照胡适的思路，我们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理论，发掘其合理内核，同时吸收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让中医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正是 “整理故国，再造文明” 的题中应有之义。

再看传统文化的传播，我们不需要把《弟子规》变成教条，也不需要把汉服变成猎奇的符号。真正的传承，是像胡适那样，深入经典，发掘其当代价值。比如《论语》中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作为人际交往的准则；《道德经》中的 “上善若水”，可以启发我们的人生智慧。这种传承，是润物细无声的，是 “一点一滴的改造”。

胡适一生都在践行他的主张。他晚年虽然远走海外，但依然牵挂着故国的文化命运。他曾说：“我深爱中国，我相信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这种深爱，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对文明的敬畏与担当。

他的一生，都在与两种奴性作斗争：一种是盲目崇拜传统的奴性，一种是盲目崇拜西方的奴性。他希望中国人能够站起来，用自己的理智和良知，评判一切价值，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

如今，新旧文化之争的硝烟已经散尽，胡适的声音却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这十六个字，不仅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更是对后世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