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赵树理120周年诞辰。去年，“重读赵树理”全民阅读系列活动隆重举办，不是偶然。这个一辈子想上“文摊”的人，这个把小说写成“能说”的人，这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他到底留给了我们什么？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三位青年学人，从馆藏手稿、信件出发，各循一条小径：书信中的执拗与怅然、手稿背后的农民本色、锣鼓里的声音。三篇文章合在一处，让我们重新见到那个敲着桌沿唱上党梆子的赵树理，也重新思考：什么是大众文艺，什么是中国作风。——编者按

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着两封赵树理的亲笔信。一封写给诗人田间，据评论家许建辉考证，时间应为“1950或略后一二年的时间段”的9月2日；另一封写给巴金、萧珊伉俪，落款是19年8月10日。赵树理在信中用朴素的句子，低诉着文学观念和私人交谊，更隐隐透出“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面对时代风潮时的执拗、自省与某种难以言说的困顿。

“有个特点是语言大众化”

先看第一封信。1950年前后，赵树理已是区文艺的一面旗帜。他在信中向田间推荐刘洪的长篇叙事诗《艾艾翻身曲》，理由是“有个特点是语言大众化”。他敏锐地观察到：“目前对诗的语言问题，似乎都正在找群众语言的路子”。信的全文如下：

田间同志：

刘洪的《艾艾翻身曲》，想找个爱作诗的同志们看看，我提到你，他很同意。这诗我看了几段，觉着有个特点是语言大众化。目前对诗的语言问题，似乎都正在找群众语言的路子，因此我觉着应推荐一下。在内容上，既是以前写的，公式化也不算什么大毛病，因为当时的土改工作决定要写那个，能跳出圈子自然更好，不能也不可故意出奇。

他这是准备付印第四版的校正本，如在内容上与现在有出入的话，可给他标出让他改，并请在《人民文艺》上写一篇介绍文章，对他的语言推荐一番（因此诗既是写土改，就应介绍给农村工作者，在《人民文艺》上发表似乎更合适一点，假如你愿登在《文艺报》或《人民文学》上，我也没有意见）。

他找人写介绍文章，我以为不足为病——有些作品，介绍一下的作用很大，作者有这种要求是正当的，假如不值得介绍，在作者本人也不会觉得。我们如果认为是那样，应向作者诚恳指出，以便其认识提高一步。

余再谈！

敬礼！

赵树理

九月二日

什么是“群众语言的路子”？当时不少作家的理解都偏向方言、土语和歇后语，但赵树理的做法不同。他语言的特点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殊地域的特殊用语，而尽量采用符合普通话规范的直白语词和结构句式的文法，但同时又表现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赵树理对农村有丰富的知识，更有极大的热情，他抓住了农民语言和地方色彩的神韵。能做到这一点，与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并且长年从事“实用”的抗日宣传活动分不开。

他自述：“因为我出生于农村，对民间的戏剧、秧歌、小调等流行的简单艺术形式及农民的口头语言颇为熟悉，所以，在口头宣传及写小传单方面，有一定的吸引群众的能力，也颇为工作接近的同志们所称许。”（赵树理：《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这种工作实践，让赵树理的作品“处处显示出对读者对象的尊重，考虑到他们的习惯和口味、理解水平、接受能力，通过通俗浅近的文艺形式来进行思想教育。”（李大章：《介绍〈李有才板话〉》）因为重点在于“思想教育”、解决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小说的文艺性自然要从属于实用性。因此在这封信里，他认为既然“语言大众化”突出，那么“内容的公式化也不算什么大毛病”。这种态度既真实表达了他内心深处真诚的认可，也展现出某种执着。

也许在赵树理看来，坚持这种风格表达的是一种立场，一种为谁服务的立场。这个立场恰好解释了信中“作者有这种要求是正当的”这句话里“正当”的含义。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当时党的文艺。所以作者要求介绍自己的作品，只要作品值得介绍，就是正当的。这份底气，来自他对自己已得到认可的方向的自信。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渐传播开来，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确立其为创作最高准则。《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介绍：“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页。）在这一标准下，赵树理的创作虽然保存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力，却缺少观念层面的升华，显现出某种“自在”状态。这种固执，从他为刘洪写推荐信时的急切与诚恳中，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理念，其实很容易被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因为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民思想结合得十分自然。主流文艺观要求作家去影响大众，与儒家的教化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一脉相承。而赵树理恰恰站在了另一面。他相信农民自己知道需要什么，他不肯用观念的尺子去裁剪生活。这种固执成就了他，也让他在后来的文艺风向中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锻炼锻炼”

第二封信写于19年8月10日。此时赵树理已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1956年，周扬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将他和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并称为“语言艺术大师”。他与巴金的友谊并非深交，却有一种干净的默契。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应该是二人交往的起点，1950年6月，宴请参加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知名人士时，两人同在被邀之列。这次巴金与萧珊来山西游玩，赵树理恰好因公回京，摩肩而过，他写道：“殊觉怅然。”一个“怅然”，写尽了赵树理式的真诚与深情。信的全文如下：

巴金 萧珊同志：

机关来电促我回京，路过太原，始知你二位来游，并已上五台，摩肩而过，殊觉怅然。

前寄题诗，书法拙劣，谬承褒扬，颇觉汗颜——限于底工，无法再好，等锻炼锻炼，再求指正。

今年搞了三个多月地方戏，小说“户”又推迟下去，请谅！何时写，俟再奉告。

临去匆草，不一。

敬礼！

赵树理 八月十日

赵树理致巴金、萧珊信，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信中赵树理提到自己书法“拙劣”，称“限于底工，无法再好，等锻炼锻炼，再求指正”。“锻炼锻炼”是他自己一篇小说的名字，写的是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两个落后妇女“小腿疼”和“吃不饱”的故事。他还告诉巴金，自己正在写一部小说《户》——想与巴金的《家》对应，表现农村的生活单位。他解释：“户是农村的生活单位……有时也说为集体，也是因为多干可以多挣工分。”他甚至预见到按劳分配后劳力少的户会陷入困难，说“这个问题五五年、五六年就存在，不是现在才有的”。（见《赵树理全集》第4卷）这种对农村经济的体察，来自他从不间断的田野经验。

那么，《户》为什么“又推迟下去”了呢？信中提到，19年他“搞了三个多月地方戏”。地方戏是赵树理另一块放不下的阵地，也是他创作的重要文化资源。他发现农民看戏的热情远超看书，于是下决心改编上党梆子，1962年《三关排宴》被拍成戏曲电影，成为经典。写这封信的19年，他正在长治写《十里店》，后来此剧参加了山西省戏曲现代戏会演。

赵树理始终深切关注着剧烈变革中的农村与农民，赋予农民不可动摇的主人翁地位。他在视点、情感和立场上与自己所书写的对象完全同一，正是这种高度的一致性，让他的作品在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戴光中：《赵树理传》）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但换个角度看，这种方式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了他取材的范围，窄化了他体验和描绘生活的视点。《户》迟迟写不出来，像他的书法一样——在“是否要超越农识、如何超越农识”这个问题上，他自认“限于底工，无法再好”。但他仍然期待自己在“锻炼锻炼”后可能会有所变化。

原野与大树

郭沫若曾这样评价赵树理：“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这个比喻极为传神。赵树理确实像一株原野上的大树，根深、条畅、自然自在。他从不故作高深，也不追随潮流。他写农民，就是农民能看懂的话；他办小报，就是战士能听懂的话。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中甚至说，赵树理“可能是党地区中除了、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译：《中国震撼世界》）

两封信，一前一后，像两枚年轮。前一封里，他还在意气风发地推荐别人的作品，相信“语言大众化”能改变诗的走向；后一封里，他安静地写“怅然”，写“底工”不够，写《户》的推迟。

然而，大树就是大树，不会因为风的方向而改变生长的姿态。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主任）